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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聞]趙忠:今年諾獎對我國勞動經濟學的政策啟示和學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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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戴維·卡德(David Card),麻省理工學院的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斯坦福大學的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三位經濟學家。

          此次授予戴維·卡德諾獎的理由是他對勞動經濟學中經驗研究的貢獻。顯然,戴維·卡德的貢獻不是提出或發展了新的經濟學理論,而更多是在經濟學經典框架下對美國勞動力市場進行嚴謹細致的分析。通過他的研究,使我們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方面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也使得相關的政策制定有了更科學的基礎。授予約書亞·安格里斯特和吉多·伊本斯諾獎的理由是因為他們對因果推斷方法論的貢獻,即他們為勞動經濟學乃至經濟學,甚至社會學科學工作者提供了更好的進行經驗研究的工具。

          對三位學者研究貢獻的評述已經很多,本文不再贅述,而是想談一談此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啟示,尤其是如何借鑒國際學界的經驗,促進我國勞動經濟學的經驗研究和政策分析。

          高質量、可獲得的數據是經驗研究工作的基礎

          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經驗研究的貢獻是戴維·卡德此次獲獎的理由。但再好的經驗研究學者,沒有高質量的數據也難為無米之炊,戴維·卡德和約書亞·安格里斯特諸多已成經典的勞動經濟學論文,都離不開高質量的數據。

          高質量的數據不僅是經驗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礎,也推動了方法論的創新和發展。微觀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就與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美國收入動態面板調查(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和全國青年調查調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NLSY)等幾個大型數據調查的實施密不可分。PSID和NLSY分別從1968年和1979年開始實施,這些調查數據為研究美國經濟和社會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勞動經濟學者使用這些數據時,一方面推動了美國勞動經濟學研究的發展,豐富了美國家庭和勞動力市場的的經驗證據,另外一方面,為更好地分析和處理這些新出現的大型調查數據,微觀計量經濟學得到了蓬勃發展,例如面板數據模型的研究與發展同PSID的出現息息相關。

          從我國的情況看,如果沒有從1988年開始至今的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和數據的開放,我們對我國收入的相關知識會少很多。2008年開始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和2011年開始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雖然開始時間不長,但已經成為研究我國家庭和老齡人口的寶貴資源。

          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大型調查仍然不夠,投入仍然不足,數據的開放程度不高。國家統計局近年來與幾家高校共建數據中心,一定程度促進了政府調查數據的開發和使用,但潛在的進步空間不言而喻。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際學界對政府行政數據、衛星數據、網絡大數據等的使用不斷深入,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也在增強,大大推動了相關的經驗研究和方法論進展,我們在這方面的差距非常明顯。

          經驗證據在政策研究中必不可少

          此次獲獎的三位學者在對推動經濟學經驗研究的可信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更好的計量經濟學和統計學方法、更有效的研究設計、更細致嚴謹的數據分析不僅對學術研究十分重要,對經濟政策研究更是如此。在政策研究中,理論的邏輯推演固然重要,但厘清政策的效果和可能影響,分析政策的成本和效益,經驗證據必不可少。

          例如戴維·卡德最有名的一項研究是分析最低工資政策對就業的影響,但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產生何種影響在理論上并不明確。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中,最低工資標準如果高于市場出清水平,理論預測會導致勞動需求的減少和勞動供給的增加,進而造成部分勞動力的失業。但是,當最低工資制度沒有完全覆蓋整個勞動力市場時,最低工資將減少覆蓋部門的就業量,進而增加未覆蓋部門的勞動供給,壓低未覆蓋部門的工資水平,從而擴大收入差距。在賣方壟斷的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或者工會的力量能夠左右工資水平,最低工資制度的作用有限。在買方壟斷的勞動力市場中,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不確定。再加上政策的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會有不同,最低工資不僅會影響到員工,也會影響到企業等等,這些都會造成理論預測和理論推理的困難,凸顯了經驗研究和經驗證據在制定最低工資政策時的重要性。

          經驗研究的重要性,不僅僅在于政策制定前的研究,也在于政策實施后的評估。在勞動經濟學領域,對因果推斷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與評估勞動力市場政策的有效性,尤其是就業培訓項目相關。2000年經濟學諾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研究美國婦女勞動供給行為時,發明了糾正樣本選擇性偏差的赫克曼模型,1980年巴諾、凱恩和戈爾德格(Barnow, Cain和 Golderger)三位學者把赫克曼模型擴展后用于評估美國再就業培訓項目的效果。1982年美國出臺《職業培訓合作法案》(Job Training Partnership Act, JTPA),基于該法案,美國聯邦政府每年花費大量的經費用于職業培訓。經費支出和培訓項目的效果如何,就必須通過嚴謹的經驗研究進行評估。事實上,美國國會要求通過隨機試驗的方式對JTPA的效果進行評估。

          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國更加重要,事前的政策研究和事后的效果評估都可以從此次經濟學諾獎得主的貢獻中得到不少啟示,同時也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課題。例如如何評估政府產業政策的效果,是我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也是約書亞·安格里斯特和吉多·伊本斯所采用的潛在效果因果推斷分析框架不能很好解決的問題。

          我國勞動經濟學發展有巨大空間

          勞動經濟學不是一門象牙塔的學問,美國和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不盡相同、相關的制度和政策存在差異,加上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的不同,顯然把戴維·卡德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研究得出的經驗證據直接套用到我國是不恰當的,更不用說美國和我國勞動經濟學中的重要問題也不盡相同。對我國勞動經濟學中重要問題的研究,重要經驗事實的積累,需要研究我國勞動經濟學問題的學者不斷努力。

          當然,用于經濟學經驗研究的計量經濟學和統計學方法,經驗研究中科學的方案設計,基于嚴謹細致的分析得出可靠結論的研究范式是相同的。從我自己從事的勞動經濟學領域看,不論是方法論的使用還是具體的經驗研究,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我國的勞動經濟學也存在不足之處。

          從學科發展上看,勞動經濟學在國際經濟學界長期以來都是主流學科,美國每年畢業的經濟學博士中,從事勞動經濟學研究的博士畢業生數量僅次于宏觀經濟學。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的很多重大問題,例如就業、收入分配、共同富裕、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勞動者權益、社會保障等等,都與勞動經濟學相關。我國勞動經濟學學科還處在比較邊緣的地位,既與國際經濟學學科現狀存在差距,也不能滿足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勞動人事學院教授)

          原文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ksnILVuhO39VQ48G7vLc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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